关于度量衡，汉朝廷自有一套成型而成熟的制度，既不需要郭斌过分的操心，也不是他能操心得过来的。不过为了提高机械制造的精度，郭斌还是按照后世的长度单位，在其影响力能达到的范围内重新立定了尺子。
这种重新定义长度单位的尺子，是从伏龙山庄流传出来的，最早用于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于是，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筑物因为尺寸精确而显得更加精准而精美。后来马钧所研制的缝纫机，也是以伏龙山庄学堂中的长度单位来计量的，再加上阳翟服饰，其布料的裁剪也是精确到了毫米。因此，更加精确的长度计量单位便随着伏龙山庄的优质产品，逐渐向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可以想见，有了更加精准的衡量单位，阳翟县会研制出更多的“精密仪器”，也会制作出更多的尖端产品。
再说塞外三城内的交易行，交易行中的门面房中所陈列的，多是商铺的样品，前来谈生意的，也都是几十上百万钱的大买卖。用如今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话来说，交易行中的，都是批发商。
这些批发商们有的来自中原，他们将中原的货物运到塞外，然后带着货物的样品来到交易行中向客户们推销。而有的人则来自草原，他们大多是草原中某个部落的首领的亲信，带着草原上生产的羊毛、奶酪、黄油等工业原料与制成品，在自己出资租用的展台上向来自中原的客商兜售。
而无论是来自塞外还是来自中原，绝大多数的批发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他们在交易行中拥有门面的同时，在城内都租借了仓库，以储存货物之用。而这些仓库的所有者，自然便是颍川郡内的豪门大族了。
通过这种方法，颍川豪族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便收回了投资的近四分之一，这使得他们无不欢欣雀跃，对于郭斌深邃长远的经济眼光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因为城内的交易多为批发交易，其中涉及的金额很大，在这里，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商铺，每天的交易额可能便能达到几百乃至近千万钱。鉴于汉族与鲜卑人之间语言交流的障碍，同时也为了保证交易的公平性，塞外三城的交易合同非但用的全是汉文，其交易模式也区别于其他地方，以一种极特殊的自创的交易模式来进行。
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双方进行交易时，必须要经过塞外三城官方的认证。
因为鲜卑人与中原人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交易，尚属首次，双方心中都不甚托底。在鲜卑人的心目中，汉人狡猾多智，他们经常受到汉人的欺瞒，这便造成了鲜卑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感。
另外，从中原贩运丝绸、茶叶等物，经历重重险阻前来塞外的汉人贸易队，出长城，进塞外，远离本国，天然便处于劣势。因此他们更加迫切地希望在人身安全，交易平等性等问题上得到强有力的保障。而塞外三城本就是郭斌的私人庄院，中原的商人们天然地便会抱团，聚集在塞外三城官方的周围，以寻求庇护。
所以，在贸易双方都极端需要的情况下，充当和事老和中间人角色的塞外三城便名正言顺地将手伸进了双方的贸易之中。这种介入，无外乎是为双方的大宗交易做一个见证，以避免因为语言不通或者各种其他原因所导致的不公平交易。
在双方确定要进行交易的情况下，他们会前来向驻守在交易行的工作人员提出申请，而工作人员则会全程参与到双方的贸易之中，做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当双方都去对方的仓储区验好货物后，工作人员也会参与双方贸易合同的签订，只有经过贸易行官方工作人员签字盖章的贸易合同才真正具有法律效力。
当然，这种服务并非是免费的，交易的双方不得不向交易行提交百分之十五的贸易税。这百分之十五的贸易税，由朝廷与交易行一起瓜分，朝廷获得百分之十，交易行则获得百分之五。
在塞外三城的交易行中，禁止一切私底下的交易，这种偷税漏税的行为不受交易行官方的承认和保护，一旦发生意外，交易行不会负有任何责任。而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则会被永远驱逐出局，不得再次进入塞外三城进行交易。
因为中原的贸易商队后面多为豪门大族，而这些商队能够前来塞外三城进行交易，无不是与伏龙山庄进行了多次的磋商的，若是因为一点点蝇头小利而与郭斌交恶乃至失去了贸易塞外的机会，那无疑是极为愚蠢的行为。
而鲜卑人就不用说了，他们尚没有聪明到避开贸易税而私自与中原豪族联系生意的地步，况且他们对于中原豪族也不熟悉啊！通过交易行官方作为中间人来进行贸易的方式，无疑是最身心省力、安全度又高的做法。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交易的便利性，交易行中还出现了类似于后世纸币的“抵用券”。
因为在交易行中，交易双方多为中原商队与鲜卑部落，而大汉朝廷还限制铁钱流入塞外，所以双方的交易基本上是以物易物。然而，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之所以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被扫入了尘埃之中，还是因为其落后性：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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