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纠正爱德华王子的错误认知，夏树直言不讳地说：“从某些方面看，日本的精神品格确实值得尊敬，但站在文明社会和人道主义的角度，他们一再屠杀无辜平民的行为简直就是反人类的恶魔。”
见夏树如此义愤填膺，爱德华王子很是好奇的反问说：“可是殿下，哪一场战争又能够避免平民的死伤呢？”
“无法避免的死伤跟肆意制造的惨剧完全是两码事。”夏树辩驳道，“在日俄战争期间，整个旅顺因为日本军队不受约束的抢劫、屠杀和强暴，全城平民以及放下武器的军人只有几十人得以幸免，这个血腥黑暗的例证在多位欧美记者的笔下都有叙述，而且，日本军队制造的这种骇人听闻的惨剧可绝不止这一次。”
爱德华王子皱皱眉头：“确实。可是卢万的灾难又该如何评价呢？”
言外之意，制造了卢万惨剧的德国军队是否也该被称为“反人类的恶魔”？
夏树顿时语塞，一年之前，德军纵火焚烧了比利时的卢万城，破坏了大量的珍贵建筑，并且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伤，这种行为虽然没有旅顺屠杀那么惨绝人寰，却是发生在欧洲人的眼皮底下。要说对文明秩序的挑战，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在大战爆发之前的许多年，德国人一直公开声言他们应该领导世界，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觉得德国醉心于统治世界的想法是孩子气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感情冲动，除了政治家之外，很少有人把德国的叫嚣当回事。战争伊始，人们对德国践踏中立的侵略行径感到愤慨，也还没有上升到仇视的高度，可以说是卢万的烈火改变了一切——以遭到比利时平民袭击为由，占领卢万的德国军队针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展开了报复行动，纵火、抢劫连同对平民的枪杀持续了六天，这一暴行让德皇和他的军队成为了邪恶的代名词。在那之后，英、法、俄三国政府签订了伦敦条约，三国承担起“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不得单独媾和”的责任，将这场战争的意义推到了正义打败邪恶的高度。然而，条约的约束作用在国家存亡的大局面前只是一张纸，法国和英国都在无力为战的情况下退出战争，伦敦条约最终被伦敦停战条约给彻底粉碎……
“它们确实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引人深省的反面案例。”夏树艰难地承认说，“越是现代化的军队，越不能放松道德的制约，否则跟恶魔无异。”
对夏树此时表现出的坦诚与直白，两位英国王子以及首相博纳-劳都颇感意外。
夏树当然不能在英国人面前过分诋毁爱尔兰王国的头号盟友，何况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德国军队的一员，他继而说道：“诚然，德国军队确实有那么一些干了混账事的混账人，但是平心而论，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文明素养，毕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知道是什么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关于这一点，战争期间被扣押在德军战俘营里的英国军人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大战时期，前后共有十多万英军官兵被德国及其盟友俘获，尽管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意大利式的待遇，除了极少数因伤重或患恶疾死去的，至少大多数人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即便是在爱尔兰，在夏树的刻意约束下，缴械投降的英军部队并没有受到恶意虐待，这些人基本上都活着回到了英国。
英国王室和军政高层对此心知肚明，然而在他们眼里，这还不足以洗刷德军邪恶黑暗的形象，日本军队留给他们的印象则远不如夏树评述的那样低劣。事实上，在这个时代，日本由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刚刚登上了由文明国家所组成的列强舞台，他们努力想表现得比欧美人更加文明，更加绅士。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他们刻意收敛了骨子里的暴虐，在攻入北京城的八国联军中，日军的军纪是最好的，而日俄战争中，日军对俘获的俄军战俘和家属都给予了优待，后来在青岛俘虏的德奥官兵，日本人仍然表现得非常人道。
在历史上，日军心态的剧变源于华盛顿海军军备协定的签署，那次世界各国列强的军事分赃会议，把留给日本海军的舰艇配额只有欧美强国的一个零头，日本原以为自己早就是跻身先进强国之林，没想到在确认世界秩序的时候还是被视为一个二流国家，这次事件的影响加上日本国内的经济恶化，导致日本迅速滑向****，变得不遵守游戏规则，军队中也常常发生下克上现象。从20年代末的干涉苏俄的西伯利亚之战开始，日军变得异常残忍，而后侵略中国，扫荡东南亚，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以及巴丹行军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暴行。
正义与邪恶，有的是一念之间的抉择，有的却是藏在灵魂中的本质，短时间可以妥善伪装，长久必然露出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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